揭秘银元时代的生活：一段时代的沧桑史

时隔多年以后，陈存仁的这部《银元时代生活史》再度与读者见面。在书中，陈存仁以银元和个人经历为线索，将上海往事娓娓道来。一件接一件的大小事，生动展现了一幅旧时上海的生活图卷。

陈存仁生于20世纪初，逝于20世纪末，他见证了一个世纪的风雨。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银元时代生活史》讲述的是生活在过去的人、发生在过去的事，可他们和它们并不久远。

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

有些年轻读者或许会问：陈存仁是谁？

《银元时代生活史》书封上如是介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同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中国药学大辞典》。1979年，编撰《中国药学大典》。”

在专业的药学著作之外，陈存仁还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等，讲述他所亲历的旧时上海生活。20世纪70年代，香港拍摄电视连续剧《上海滩》，“陈存仁”的名字以特别顾问的名义出现在片头。作家阿城在评价《银元时代生活史》时说道：“写老上海的书，这一本最好！”

在写作《银元时代生活史》时，陈存仁是从回忆童年开始的。“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陈存仁写道。

据陈存仁介绍，早期在上海，银元为上海经营沙船生意的富商私家铸造。“这种沙船厂，雇用员工数以百计，每月发工资时，为免称量碎银引起争执，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即王信义沙船厂）、郁深盛（即郁子丰沙船厂）等自铸银饼，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

沙船富商铸造的银元是手工打成的，后来流入中国的墨西哥银元则是机器铸造的。其中，来自墨西哥的银元上面有一只“鹰”，被称为“鹰洋”，或者“番饼”“洋钿”，而清政府在光绪年间铸造的银元上面有一条龙，被称为“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将自己的头像铸到银元上，这种银元被称为“袁大头”。这些银元，在同一时期是等价使用的。

有意思的是，当时银行与钱庄的往来结算只用白银，每天清早他们都会聚在一起互相递解银元，但却鲜少发生抢劫之事。“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抢劫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是个人将大量银元携带在身，那就有些危险了，“银元放在身边，锵锵有声，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俗语所谓‘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

那时候一个银元可以换一百二十八枚左右的铜元。“当时一个铜元，用处极大，可以买糖十粒八粒，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或是买生梨一二枚、马蹄二串。……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是每碗铜元二枚，吃一碗肉面食四个铜元，一块肉又大又厚。汽水称为‘荷兰水’，每瓶二个铜元。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余只，已经算是很贵的了。”这足以见得彼时的一个银元的购买力和物价情况。

陈存仁小时候去姑母家拜年，得到一个银元作为“拜年钱”。家里绸缎铺的学徒看到了，羡慕不已，因为当时铺子里薪金最高的掌柜每月薪水也不过八元，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一元，而陈存仁只是去拜一个年，就拿到了一个银元，他叮嘱陈存仁把这钱好好保存起来。这名学徒即后来的实业家章荣初，三十年后，他开了两家织布厂，跟刘鸿生合设章华呢绒厂，也是第一家国产呢绒厂。

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

“银元时代的生活，讲起来，真有一番沧桑史。”陈存仁写道。

陈家一度是上海县城内的世家，经营绸缎生意，后来家道中落，加上父亲去世，陈存仁开始体味人间艰辛，也在谋生时体会到银元之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真正意义。“这三年中，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饭。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佐膳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以一个铜元煮青菜一大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二个铜元购‘东洋鱼’一块。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又称萨门鱼，由日本运来，价廉味咸而耐食。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五天吃一次蛋，每月难得吃到一次‘炒肉丝’。”当时一家人的衣服也都是旧的，三年五年不添新衣。

陈存仁谨记父亲的教诲，不辜负母亲的期望，勤奋学习，考入了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医旧籍都是艰深的文言文，为补习文言文，经介绍，陈存仁拜当时的名儒姚公鹤为师，后来再拜章太炎为师。

“我从姚公鹤老师之后，不但国文大有进步，而对社会关系的接触收获更大，因为他的烟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学者相聚倾谈，如孟心史、蒋竹庄、庄俞、董康、胡朴安、陆尔奎、叶楚伧、戴季陶、陈冷血、陈布雷、唐驼等。他们所谈的或是批评时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丰富的处世经验，所有谈话资料，也有极高深的学问，由此我智识顿开，见闻大增，对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觉得这许多学问都是书本上所没有的。”陈存仁的这段回忆似乎与银元无关，但当这些读者熟悉的名字一起出现时，当时文人大家的交往也可见一斑。

与姚公鹤处夜夜招待满座高朋不一样，章太炎的经济情况十分糟糕。那时候章太炎靠卖字为生，但他不登广告，来求字的人极少。据陈存仁回忆，先生常常留他用膳，“但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先生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每天来拜访老师的人，不过一两位，因为那时他和时人交恶，所以来往的朋友，远远不及姚老师。不过来访他的人，都有许多食物带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中意的。”

陈存仁从学校毕业后，自开诊所，成为名医。他曾经治愈了于右任的伤寒，与之交往渐密。在陈存仁的印象中，于右任不爱钱，也不要钱。于右任曾跟他说，自己的口袋里从来不带钱，只放两颗图章，如果遇到文酒之会，或者收到馈赠文物，便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于右任对代笔也有严厉规定，不受人一个钱。“求书的人，大都知道这种习惯，最多带一些土产送给他，他见到这种东西也笑而不谢。他有一种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要索书的人带一罐墨汁，但这种墨汁，规定要用人工磨成的，要是市上出售的墨汁，他一看就知道，绝不接纳。”

上海市面上的“畸形的繁荣”

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也发生了变化。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记录了他在彼时的所见所闻。

有人或许会认为，一·二八事变会让上海变得萧条，毕竟那意味着这座城市不再安全，事实并非如此，上海四郊的人涌入租界，甚至造成了上海市面上一种“畸形的繁荣”。

“自从四乡及各地难民麇集上海之后，最容易看到的繁荣景象，就是游乐场。大世界，生意好不必说，连很古旧的新世界也天天人山人海，还有先施、永安、新新等大公司顶楼的游乐场，也是游客满坑满谷。”陈存仁回忆。

戏院和电影院也是场场客满。陈存仁喜欢看电影，“当时的首轮电影院，有大光明、南京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光陆大戏院、国泰大戏院等六七家，都纷纷映演第一流新片，票价楼下收六角，楼上为一元。至于二轮的电影院，如北京大戏院、巴黎大戏院等八九家，因为票价便宜，大致分四角、六角，所以也是场场爆满。”

那时候话剧也兴起来了。当时最有名的是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开话剧界的先河。“不过，初时没有固定的戏院，后来话剧组织越来越多，演出的场子，有辣斐大戏院、卡尔登戏院、兰心大戏院、丽华大戏院等五家之多，不断有新戏演出，许多有名的话剧剧本，如《金小玉》《秋海棠》《大马戏团》等，都是在这个时候产出的。”

还有跳舞场，比如百乐门、大都会、丽都、仙乐、米高梅等，“舞票规定一元三跳，但是客人的付出，往往超出这个数字，所以当时一流舞厅的舞女，每月的收入，数字之大，殊堪惊人。”

彼时成药广告也十分繁荣，因为有人认为淞沪战争之后会有大疫，因此争先恐后制造成药。“每天打开报纸，封面广告必然是新出的成药，名目繁多，不计其数。各报馆的广告部门弄得无法应付，只得把这些广告编排日期轮流刊登。有许多新药要等到三个月之后，才能登出一幅大广告，凡是新药上市不能不登大广告。”

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的记录详细且丰富，用一种纪录片式的写作生动展现了一幅过去的生活图景，涵盖方方面面。如果细细数算时间，书中的人与事并不久远，但是他们和它们已然让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感到陌生，而这本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那段历史带到读者眼前，使之不被封存，不被遗忘。

记者:江丹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