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博物馆盛大开放，首次公开的超级国宝绿松石龙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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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博物馆盛大开放，展品6000多件，展示了中国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的发展历程。以“历史中国，鼎铸文明”为主题，分为“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和“民族觉醒”五个专题，展现了每个时代最高超的物质文明。 展览最大的亮点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这些文物都出自田野考古发现。

例如陶寺遗址的朱书文字陶扁壶、彩绘龙纹陶盘，彰显着古代文明的繁荣。尤其是绿松石龙等文物，是首次公开亮相，是夏文化最重要、最精美也是最独特的文物之一，有“超级国宝”之誉。 中国考古博物馆是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建立的我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展出的所有出土文物精品，全部来自考古田野挖掘一线，展出的所有珍贵古籍，全部都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珍藏。

整个展览以田野考古发现的文物为线索，言简意赅地讲述了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的历程。五个专题分别涵盖了不同时间段的历史，讲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物质文明水平的提升。例如“宅兹中国”以文物讲述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包含二里头、殷墟等遗址文物；“大国一统”讲述秦朝以后的历史时期，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巅峰。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考古博物馆中的文物都是精品，展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端的物质文明水平。例如玉玦、铜爵、象牙杯等，都是闻名中外但难得一见的高等级文物。这些文物不仅仅是观赏价值，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证和重要的历史遗存。 此次展览的开放，不仅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平台，也为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相信通过此次展览，更多人会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和热爱。绿松石龙：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根源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龙被视为最具有神秘和神圣意义的动物。而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中，一件名为“绿松石龙”的文物备受关注，因其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

绿松石龙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绿松石片组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其独特的工艺和制作方式，体现了古代手工艺人的精湛技艺和耐心细致。 该文物是由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时出土的，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

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对原器的复原将成为不可能。 在考古人员的精心清理和复原下，绿松石龙展现出了其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件器物是高等级贵族的专属，与祭祀有关。其功能尚未有定论，有龙牌、龙杖、龙旗等各种说法，但学者普遍认为，其用途与祭祀有关。 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在《诗经》中有“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记载，而龙的腰部还有一个铜铃与之相对应。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绿松石龙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根源。 至今，展现在博物馆里的绿松石龙，依然没有从泥土里完整地提取出来，下半部分仍埋在土里，部分地保持着三千多年来的保存状态。这是由于其独特的构造和保存条件决定的，但无意中，也让这件国宝保持住了浓厚的考古味儿，呈现了与其他任何国宝不同的风格。

除了绿松石龙，中国的文化遗产还有许多值得我们骄傲和珍视的，比如1984年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的铜牺尊。牺尊是一种盛酒器，出现于商，沿用至周，造型独特，数量罕见。这件铜牺尊器身是一只站立状怪兽，兽首前瞻，兽鼻隆起，耳朵竖起，腹部两侧各有一个鸟形竖扉。器身上装饰着夔纹、饕餮纹、虎纹等，体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水平。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艺术魅力和文化自信。我们应该将这些文物视为珍贵的财富，加强文物保护和传承，让它们永远不会失去它们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中国考古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是殷墟妇好墓，其出土的文物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其中最著名的文物之一是邓仲牺尊。

它是一件青铜器，其特殊之处在于器身上附着的四只动物。这些动物包括站立着的凤鸟，作行走状的卷尾虎，以及分别附着于胸前和臀部的回首卷尾龙。铜牺尊的底部和器体腹内各有两行六字铭文，上面写着“邓仲作宝尊彝”，因此它也被称为邓仲牺尊。 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厅中，专门开辟了一个区域来展示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母辛铜方鼎。

这对铜鼎重达117.5公斤，是商代时期为数不多的大型重器之一。铭文“司母辛”铸造在口下内壁，意思是妇好的子女为祭祀亡母“辛”而铸造此鼎。“辛”是妇好去世后在宗庙被供奉的庙号。这对铜鼎是妇好墓出土的，另一只收藏在安阳殷墟博物馆。 除了铜牺尊和司母辛铜方鼎外，妇好墓出土的文物还有许多其他珍贵的物品。例如，出土的动物形玉饰和象牙杯也备受关注。

3件象牙杯尤其引人注目，其中仅有一件是嵌绿松石象牙杯。这件象牙杯是以复杂的工艺制成的，包括浮雕、线刻、镶嵌等多种手法。它通体雕刻繁缛精细的花纹，有兽面纹、夔纹等，画龙点睛的是镶嵌在象牙中的绿松石。其手柄同样复杂，夔形上雕刻有神鸟，并嵌有大量绿松石。象牙杯的杯身镶嵌有绿松石圆环，将整个杯身分为四段，其中第二段的纹饰最为丰富。

饕餮纹面部结构清晰，兽口下面有一个大三角纹，三角纹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头朝下、尾向上。饕餮的口、眼、鼻及三角纹，都镶嵌着绿松石。这件象牙杯的制作展示了商代人在铸铜和制玉之外更为丰富的工艺技术。 在“文明起源”单元中，陶寺遗址也占了重要篇幅。展厅展出了陶寺遗址中出土的一系列重要新石器时代晚期文物，例如出土于大型墓葬的彩绘龙纹陶盘，是中原地区出现较早的龙形图案。

此外，还有庙底沟彩陶器等其他文物。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这些文物展示了商代中国的文化和手工艺的高度发展。而这些文物中的每一个都是历史的见证，它们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文化的繁荣和商代时期的丰富多彩。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举办了一场名为“追溯中华文字——陶寺遗址特展”的展览，展出了大量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引发学界热议的陶器——朱书文字陶扁壶。

这件陶器在扁壶腹部用朱砂文写了一个符号，其结构与甲骨文的“文”字十分相像，平腹的一面朱书两个字符，目前还无法识读，但字符的撇、捺笔锋清晰，推测用来书写的工具应为毛笔。这些文字符号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于甲骨文之前中国文字的探讨。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的襄汾县陶寺村，是年代早于夏朝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座中原古代都邑遗址。

展览现场不仅展出了大量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还展示了许多与中华文字相关的文物。这些文物包括了甲骨、金文、竹简等，它们都是古代中国文字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寺遗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它位于中原地区，是同时期中原地区最具规模的古国之一。因此，它被认为是中原文明形成引领地位的前夜，或者说是“最初的中国”。

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代中原文明的形成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了解中华文字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 除了展示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该展览还展示了中华文字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华文字的多样性。通过展示不同朝代的文字、各地不同的文字形式和书写方式，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字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悠久历史。

中华文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陶寺遗址的发现和所展出的文物，为我们认识中华文字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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