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顽童王正方视角下的世界变迁：探寻现实困境下的希望之光

“过几天新书发布会，要录像的是吧？那我得收敛一点，不能满口脏话吧。”王正方说。

王正方的身份很复杂，在海外华人群体中，他是一个奇人。他是提名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演员，是前美国大学工程教授，是拍过《北京故事》的美国华裔独立导演，也是亲身参与并在“保钓运动”中担当学生领袖、获邀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晤谈六小时的老左翼。但这个在采访过程中喜欢满口粗话的 80岁老头，最贴切的形容应该就是他的新书标题，一个“老顽童”。

《十年颠沛一顽童》，作者：王正方，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1月

最近，王正方自传三部曲第一部《十年颠沛一顽童》刚由十月文艺出版，写的主要是10岁离开大陆去往台湾前的童年往事，这也是他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而我与王正方的采访，主要围绕他80年代人到中年时半路出家踏进电影圈后的故事展开，采访中他谈到美国独立电影的黄金年代、早年海外左翼知识分子的现场、“保钓运动”的经历。这是一份老一辈海外华人左翼知识分子的自白。

从电机博士到电影导演：我经历了美国独立电影最好玩的年代

1982年，王正方还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工程系的副教授。一天，他找院长说，不想干了，他想去拍电影。院长很诧异，当时州政府拨了许多经费，系里只有两个有副高级别的教师，如果他干下去，过不了多久就可以荣升教授、系主任。此前，王正方已经参演过华裔导演王颖的《寻人》，也导过几部纪录短片。院长知道王正方痴迷电影，但他的建议是，王可以寒暑假去拍电影，对此，王正方的回答是：这个世界上有兼职的教授，但是没有不全身心投入的导演。

王正方投身电影，老友戈武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两人，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拿到加州大学电影戏剧系学位后跑到“东方好莱坞”香港准备一展宏图，两人都做着电影梦。

戈武就是电影《半边人》的原型，电影讲的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海归编剧和一个试图通过上演员培训班摆脱无聊生活的卖鱼女的故事。戈武的剧本写的是自己的故事，他在香港做过演员训练班的老师，而戏里的阿莹就是他的学生。但戈武的剧本屡屡被退，把剧本给了好友方育平。方育平是香港电影新浪潮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已经凭借《父子情》拿到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

电影还没开拍，戈武因为一次手术事故，不到四十岁就英年早逝。而方育平也为戈武的这个剧本一筹莫展。最后托人介绍，找到戈武的好友王正方来修改剧本，因为他对戈武最熟悉。

当时方育平找到王正方写剧本时，他还有一丝犹豫，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孩子在念私立中学，刚离婚的他还要付赡养费，没有收入怎么办？结果方育平讲了一句话就把他的路给堵死了：我们的好朋友戈武为了拍电影，命都不要了，你那点破薪水怎么样嘛！

“我想，操！这有点过不去。一去就走上不归路了。”就这样，王正方放弃了教职，变成了全职电影人。

后来，《半边人》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内部放映，放到“你认不认识有钱的女人，介绍给我，他妈的这辈子就为艺术牺牲了”这句台词时，观众都笑了，因为这句台词说到了这些没戏拍吃闲饭的电影青年的心坎儿里。

做完《半边人》，王正方无心教书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是在没谱的情况下“跳进去了”。

王正方放弃收入颇丰的教职投入电影，一方面是源自于对电影的迷恋，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大的结构性的时代背景，即越战、少数族裔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

“越战对美国来说是很大的转折点，不然我也不能拍电影。因为这样一个大的转折，让美国整个年轻一代有自省的过程，他们想了解外面的世界。80年代中期，越战结束后的七八年，出了很多独立制片，少数民族的故事、非好莱坞的故事通通出来了，斯派克·李这些人就是那时出来的。”

王正方经历过真正的独立制片的黄金年代。在他看来，今天所谓的独立制片与那时相差太远，已经没有那么独立了。当时的独立制片采取的是有限合伙人制度

（limited partnership）

，一个电影可以有很多股东。“你可以有35个股东，每个人都有意见，那听谁的？听我的。我是导演，是我的主意说服了你，你出点钱，想把你的主意加进去，把你女朋友安插进来一个角色，那不行。可是这个问题就是你弄不了多少钱。35个股东，每个股东出一万美元，就这么来了北京。”

今天，知道《北京故事》的人不多了，但实际上，这部王正方自导自演的电影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来中国大陆拍摄的美国电影，而且也是第一部探讨中西文化冲突的美国电影，比李安的同类题材《喜宴》还早6年。尽管没有在大陆上映，但是1986年美国年度特别片种

（非好莱坞制作）

卖座前五名。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在大陆拍摄的合拍片，王正方的团队也经历了中美文化冲突、国情不同等矛盾。《北京故事》在美国上映后，美国头号影评人罗伯特·艾伯特专门写了影评，他谈到一个细节，当时外国摄制组还不能与当地人一起住。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中美合拍片，中方和美方都没有经验，双方工作方式也不同。“美国的剧组人员很实在，你负责给钱，他就好好给你干，但一个礼拜要有一天休息，其实这很对，这样效率更高。中方的工作人员蹲在地上抽烟了，就等着太阳落山好收工。那俩哥们说，导演，你不懂，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爱干就干！这真要命。”

在《北京故事》里，有一幕，两个大陆官员看着打扮入时的李勤勤扮演的女孩面露不悦之色，而在戏外的拍摄过程中，与当时中国的官僚制度的周旋也让王正方颇费脑筋。电影里，有一幕是男浴室里，洗澡的人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为了拍这一幕，王正方虽然说服了几个不情愿的演员裸体出镜，但官方出于对裸体场景的担忧，威胁要没收他的胶片。“如果你们这么决定的话，就拿走吧。”最终，这一幕在当时的中国题材电影里颇为罕见的裸体场景还是保留了。“如果你百分百地按他们的规则来，那你就拍不了什么了。但你如果不鸟他们的规则，你第二天就会被驱逐出境。”

王正方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北京故事》（1986）剧照

虽然主题是中美文化冲突，但《北京故事》没有集中的戏剧冲突，用王正方自己的话说，拍电影和写作一样：If you can show it, don’t tell it

（如果能展示，就别讲述）

。你就给几个场景，背后有深意，只有生动的细节才有意义。

“我看过一个电影，讲一个男女之间的关系，不讲I love you ，一个大男人坐在床脚，给女人剪脚趾甲，这说明了多少事儿？现在有几个电影能到这个份儿上想到不会想！不想看了，真的不想看了，看了生气。”

王正方导演的片子不多，他的拍片哲学是，他只能拍自己的故事。《第一次约会》和《北京故事》都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多年不拍片的他现在只想专心写作。“这么大年纪了，反倒担心没人出钱找我拍电影吗？从前就没有。有机会就玩一票，不行就算了。”

王正方（右二）导演的电影《第一次约会》剧组聚会，左二、左三为周华健、张世

与陈映真最大的区别：他是文科的，我是搞科学的

“你清楚么这个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方面的王子。当然意识形态方面也是，我们那时也反对政府，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我没见过他那时候。”王正方说的是已故台湾作家、台湾左翼思想领袖陈映真。

在电影《半边人》里，王正方饰演的演员培训班老师张松柏给学生排演的话剧《将军族》就是根据陈映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将军族》，作者：陈映真，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将军族》是陈映真的代表作之一，主角是“三角脸”，一个国民党退伍老兵，另一个主角叫“小瘦丫头”，一个因家境贫寒被卖为娼妓出逃到康乐队的台湾小姑娘，两人发展出了一段忘年恋，但最终双双殉情。一个昔日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互相认领对方的左翼故事。

方育平执导、王正方主演的电影《半边人》

（1983）

获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奖。

说国语的舞台剧《将军族》构成了粤语电影《半边人》的戏中戏，但排演一个台湾作家写的台湾背景的故事，香港导演方育平不干了。“方育平觉得，你们这个台湾的故事跟香港有什么关系？我臭骂了他几句，我说你懂屁啊！有共性啊，《将军族》讲的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互相认同的故事，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命运相同，都想打破命运的束缚，这不和我们《半边人》的故事一样吗？不能因为是台湾的故事就不能在香港演。”王正方的坚持成就了这部香港新浪潮中带有鲜明左翼色彩的电影，而负责制作发行的是当时香港的左派电影公司银都机构。

而《半边人》里另一个左翼符号是鲁迅。演员许素莹扮演的卖鱼女阿莹去书店买书，镜头扫过一排鲁迅全集。我问王正方，这些地方是不是都是他设计的，王正方说：“当然都是我，左派思想都是我灌输的，香港导演哪会想到这些？”

对于鲁迅的亲近和接受，来自于王正方的父亲王寿康，一个五四时期受到鲁迅感召的老左派，王正方回忆说他家有鲁迅的书。尽管王寿康自己喜欢鲁迅，但他告诫儿子，不要着迷。王正方也没读过马列的书，因为在国民党推行白色恐怖的年代，读这样的书很可能面临人身安全的威胁。

除了陈映真和鲁迅，王正方真正成为一个左翼青年还是到了美国之后。他直到今天还记得，1962年刚到美国念研究生，由于是穷学生，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工作之余看闲书，读到的第一本书居然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书中丰富的细节让他认识到了原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宣传的“赤匪”形象完全不同。

在湾区读书时，王正方也是戏剧积极分子，排过几次曹禺的《雷雨》《日出》之后，他不要演曹禺的戏了，认为都过时了，他至今认为曹禺不怎么样，四个作品里，有3个是外国人的创意。于是他将视野投向了自己喜欢的陈映真的《将军族》，后来这个话剧在美国东西两岸演出多场，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在王正方的印象中，“保钓运动”之后，当时的美国留学生圈子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左翼圈子，以前海外中国的左翼学生还处在零敲碎打的阶段，而随着日后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的到来，左翼学生终于找到了组织。

王正方还记得，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叫Yellow Seeds

（黄子）

的社团，专门组织反歧视亚裔的活动，他还请过《翻身》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韩丁

（William Hinton）

来演讲，韩丁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在山西亲历土改的经验。

1991年，陈映真（左一）在“五一”游行队伍中

我问王正方，他对陈映真的看法有没有发生过变化。王正方说，“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对共产主义有很执着的坚持，后来有人说他太左。”

但对于王正方来说，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他对陈映真还是有一种情绪情感上的喜欢。“有时候觉得他太偏执，认定了某一种理念，特别固执，可是整个来说，他这一辈子是很无私的。我没有他这种坚持，让我坐牢，不用打我就招了。这点我佩服他。”

王正方知道，大陆知识界许多人喜欢陈映真。“很难得的一个人。现在的年轻人没人知道他了。那怎么办？整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王正方也很感慨。

随着苏东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遇到重创，作为左翼，要如何面对？“这不光是陈映真面临的困惑，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左派思想现在怎么样？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不公平的事，那相信什么呢？以前的信仰怎么办呢？”

王正方叹了一口气。

“你现在还是一个左翼吗？”我问他。

“哈哈哈！”王正方大笑。“现在很难说，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我只能说，我不是保守主义者，思想比较开放，对不公平的事儿，不赞同。”

时过境迁之后，曾经的左右之争对于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似乎不再成为一个有效的问题。如今的王正方更倾向于以自由主义者自居。他以一种技术主义的方式解决了与陈映真的不同，他认为自己和陈映真的最大区别可能是陈是搞文科的，他是学科学的。“如果你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论证，没有实证，没有enough evidence

（足够的证据）

，你还要让人相信？”

“你看全世界的民主制度，越来越糟！”说到这里，王正方突然加重了语气。“但没有其他制度可以取代，问题是你怎么让它更好。所以我后来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所有的主义都是要被挑战的。如果不能给更好的答案，或者就是声音很大气很粗，就说不对，那个不能说服我。”

王正方认为，陈映真可能后来陷入了自己的问题，他不愿意批判原来相信的主义。

“我想不透，跟映真一样，我没有答案。我也没有宏图大志，没办法改变。悲观一点说，有时候我真庆幸自己已经这么老了，也不用担心这么久了，你们年轻人好好去干吧。年轻的时候，真的以为I can make a difference

（我能产生影响）

，不说改变世界，凭自己的一点才智，可以make a little difference

（产生一点小小的影响）

。”王正方喝了一口水，沉默了。

与周恩来面对面的六小时：“保钓运动”中的学生领袖

“你要写吗？我本来不想讲这个事儿的，十天也谈不完。”王正方说的事儿指的是1970年他在美国参与“保钓运动”，并以学生领袖之一的身份受大陆方面邀请于1971年国庆前夕访问大陆，并受到周恩来接见。

虽然千头万绪，难以尽述，但都要从一本名为《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讲起。1970年底，这本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小册子传遍了美国华人学生圈。这本小册子重点提到了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

一年前，美日联合公报决定：将琉球于1972年5月15日“归还”日本，其中包含了历来属于台湾的钓鱼岛。这深深刺激着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家国观念和民族底线。就这样，海外华人群体纷纷响应，成立“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 ”。

“蒋介石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跟日本人作对，他们不敢。老蒋派了一个官员来，那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他就说，同学们，你们要好好读书。那口音听着要命。”王正方模仿那位蒋介石派来的浙江籍官员的口音笑道。

蒋介石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敷衍态度没能让风暴平息，反而助推“保钓运动”发展到风起云涌，无法遏制的地步。王正方自己也没料到事态会发展到全美两万多华人留学生集体大串联。“我们到处串联，那时很困难啊，现在有微信，那时打长途电话很贵。我们就在办公室偷偷发传单。结果1971年4月10日在华盛顿办了一个最大的游行。那次来了3500人，当时美国华人留学生总共是2万人，这比例吓死人。《华盛顿邮报》有个记者写了个文章，说这要换成美国的比例，等于来了300万人，不得了，非常轰动。”

后来，保钓团体分裂成亲北京的左派和亲台北的右派，双方为谁代表中国、为自己支持的政府和信仰斗争。根据王正方的回忆，后来纯粹为了保卫国家领土的人越来越少，更多人转向了他口中的支持蒋介石的“保皇党”。

“你是哪派？”我问他。

“这还需要问吗？我上了台湾的黑名单，都不能回去了。”

因为1971年9月10月的中国大陆之旅，王正方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当时，大陆当局通过加拿大大使馆方面向海外华人留学生发出了组团回祖国参观的邀请，最终，王正方与李我焱、陈治利、陈恒次和王春生共5人踏上了中国的秘密之旅，他们自己戏称这个团是“海外保钓第零团”。

所谓的学生领袖，当时也没有正式封号。由于王正方热心，熟悉整个事件，而且能说会道，带有一定的煽动性，就这样他被选进了代表团。

“这次访问大陆是秘密进行的，但台湾当局马上就知道了。我们一踏上大陆的土地，台湾报纸就发表了头版文章：五留美学生投匪为文化特务，赴匪区受训……”。基于当时的形势，大陆方面也秉持“不上报纸，不拍照片”的原则秘密行事。

而这次大陆之旅的最重要事件便是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在来大陆之前，王正方完全不知道会见到谁，没有人事先通知。

“保钓第零团”与周恩来的倾谈从深夜至凌晨，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这6个小时里，周恩来与五位海外留学生到底谈了什么？根据王正方的回忆，周恩来先问他们关于台湾的事情。当时两岸隔阂敌对，互相了解很有限，学生们也问了周恩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还向周打听了林彪叛逃的事情，当时党内刚宣布，他们在海外听到风声，但对这样的敏感问题，周恩来巧妙地对付过去了。

“他是绝对的领导，有很强的人格魅力。这样的人也不多了，以后估计也没有了。”这是周恩来给王正方留下的印象。

除了看到共产主义中国，这次大陆之旅对王正方还有一重重要的意义，那是他10岁离开北京跟随家人去往台湾后第一次回北京。虽然童年时只在北京住过两年，但王正方依然保留着一口标准的京味儿普通话。

“那时候北京没有现在变化大，71年比我84年拍《北京故事》的时候看到的变化反而小。我小时候住西总布胡同38号。小时候印象太深刻，原来胡同挺宽，现在怎么这么窄？”

在王正方后来的《北京故事》里，出生北京的美国华侨方立群去国三十载回京时，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窗外的北京城，“Those god damn high rises！

（这些该死的高楼）

”，方立群用英语骂道。

1971年，对再一次置身于北京城的王正方来说，最大的感受是城墙没了。“这个最难受，太难受了。”

有朋友看了《北京故事》后对他说，北京城很古典。他非常诧异：“80年代的北京还古典啊？那我是什么？我成出土文物了！”

王正方在《北京故事》片场。

王正方这样回忆当时看到的故国河山。

“中国那时是一个很干净很讲纪律的社会主义国家。至少给我的印象是，老百姓都很积极向上。当然大家都很穷，但没什么人犯罪。”

八周的中国行接近尾声时，王正方们被告知台湾当局已经宣布他们的护照失效，但由于王已拿到美国绿卡，所以他顺利回到了美国。

第一部“保钓运动”题材小说《昨日之怒》

“保钓运动”的亲历者之一、海外华人作家张系国日后出版了第一部写“保钓运动”的小说《昨日之怒》，正如这个标题表明的，像王正方、张系国、刘大任等人属于昨日的华人知识分子，而他们当年主要是为国民党当局的软弱无能而怒。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他们产生了认同转向——重新回归大陆的祖国。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存在距离，他们看到“文革”后的中国满目疮痍，理想很快破灭。

活了80 年，还算可以吧

在做完这次采访后，没过几天，传来王正方的老朋友、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去世的消息，我打电话给王正方，他讲到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贝托鲁奇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主席时已经需要坐轮椅。老友去世，他很感伤。

“河西老弟，我也快了。我80了，他77吧，我们也都到这个岁数了，哈哈哈哈！”末了，王正方在电话里大笑。

在11月24日的新书发布会上，王正方讲到他写《十年颠沛一顽童》时，与哥哥通电邮确证小时候的生活细节。当时他哥哥已经罹患癌症晚期，但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快马加鞭把第一稿看完改完，还写了一句评语：你这篇东西看了以后，我如沐春风,如饮春酒，天下至乐,莫过于此！

8月22日，王正方哥哥去世。“我已经得到了我的报偿，已经得到了我的满足，能得到我哥哥的肯定，我相信也得到了天上父母的肯定。王正方这小子活了80年，他们觉得还算可以吧。”

“我自传第二部刚写完，题目叫《白色恐怖一少年》，讲白色恐怖时的事情。第三部就叫死不悔改老不羞吧，就写电机博士到电影导演的故事，哈哈哈！”采访最后，王正方大笑。

作者 新京报记者 沈河西

编辑 徐悦东 校对 薛京宁